2014-11-26 第162期
责编:陈宇昕

贪官为何都爱当发明家?

这年头,官员们除了爱书法摄影,爱写书立传,爱古董字画外,又有了发明创造这样新的爱好,在位时热衷于搞搞小发明,入狱了还致力于申请专利。领导们本应工作繁忙,且并非科研工作者,为何如此热衷发明创造?

近日,浙江媒体刊登了一篇“励志”的报道:浙江奉化市卫生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梁剑兴,2008年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现已服刑6年。服刑期间,他有11项小发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包括防雾霾的鼻内套。因为狱中表现良好,2011年获减刑一年三个月,2012年6月又被假释。

这年头,官员们除了爱书法摄影,爱写书立传,爱古董字画外,又有了发明创造这样新的爱好,在位时热衷于搞搞小发明,入狱了还致力于申请专利,而且屡有”发明家“涌现。领导们本应工作繁忙,且并非科研工作者,为何如此热衷发明创造?而且,究竟专利的门槛有多低,能让众多官员一搞发明就成“家”呢?

官员搞发明好处多,有面子,好敛财,搞不好还能减刑呢!

官员“发明家”之集大成者,非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莫属。在重庆期间,“王局长”一共获得专利254个,其中有211个是在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粗略计算,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堪称效率奇高、灵感泉涌的“科研狂人”啊!

相比之下,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的前天津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虽然14年也勤勤恳恳,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但已颇有些“小巫见大巫”,不足以震撼大家了。

两位落马的公安局长,以他们过人的发明热情,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权力滥用、专利敛财的流程图:官员们先是指挥下属,动用公款,搞些不痛不痒的技术发明,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后,通过“关系”快速获评,再将专利授权给相关企业生产,产品则由自己单位出钱采购,官员个人不用费一点力气,就顺理成章地从中获得专利使用费,利益分成,及其他“隐形收入”,还能戴上“学者型官员”的高帽子,堪称无本万利,且名利双收。这也就不难解释,官员们为何对专利、发明如此热衷了。

想来,梁局长在监狱上演“发明家的救赎”,或多或少,也是受了“先辈”们启发吧。不然,何以解释,从政期间他在科研方面毫无建树,一进监狱,就在相对有限得多的条件下,突然才能爆表,硕果累累?其实,略加检索就能发现,热爱发明的犯人,远不止落马梁局长一人。

2011年12月,因犯贪污罪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的阮某,因发明创造并获得两项专利权而获得减刑;

因拐卖妇女罪被判刑6年,入狱几个月后脱逃,12年隐姓埋名后,于2007年再次被捕入狱的胡强(化名),在狱中获得了7项国家专利 ,还带了三个“徒弟”,由于表现突出,胡强前后获得了3次减刑,最长的一次是2010年12月,他因获得专利,获减刑一年零5个月;

安徽省九成监狱服刑人员闵铁兵,两度入狱后,终于因发明了“穿线器“获得国家专利证书,成为“监狱明星”,而最初鼓励他的,就是狱警的一句话:“发明创造可算是重大立功表现。”

由此可见,对于罪犯来说,专利发明可谓最“高大上”的减刑途径,也是监狱彰显改造成果,塑造人物典型的最好契机,也难怪不少监狱鼓励服刑人员积极投身于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俨然将劳动改造的惩戒之地,变成了“发明能手”的培育基地。靠专利立功减刑,投入少,见效快,亦难免催生司法腐败,形成灰色利益链。

图为:梁剑兴的发明:放PM2.5鼻内套。其外层是银丝网做成的,口子做成齿轮状,方便伸缩,适合大小不一的鼻孔,中间塞进丝瓜络,浸渍过的纯天然植物剂,两个鼻孔套用连接带连接。

"无用专利"太泛滥,势必让发明成"腐败"和"忽悠"工具

“专利”二字,听起来很高大上,与日常生活有着明显的距离感,但是仔细研究落马官员的专利发明,就会觉得,“领导”们搞科研还是很“接地气”的。

最“调皮”的,当然还要属王立军。除了“女警风雨衣”等警务装备,“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等高精尖产品外,他也十分接地气的,为重庆人们发明了“自动传菜火锅宴会桌”,甚至连公安局门口的雕塑,各种铁艺花架,都申请了无需实质审查,只需资料到位的“外观设计专利”。这些“专利”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缺乏实用价值,说到底,与发明创造几无关系,只是用来堆砌虚荣,展现权力,攫取利益的工具而已。

那么,当过几年乡村医生的梁剑兴“前局长”,在狱中所获的11项专利中,又有哪些是真正有实用价值呢?被大书特书的pm2.5鼻内套,通过把两个鼻孔塞起来,过滤防霾,初衷虽然是好的,但似乎并没有超过市场上防霾口罩的功能范围,甚至在舒适度和实用度上,都不如前者。虽然其本人表示,有国家级中医呼吸科专家,认为他的发明做进一步改进后有很大的推广价值。但是,这年头专家说话,你懂得。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82.5万件,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截至今年5月份,中国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09.8万件,也就是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35件。

然而,据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2010)》统计,中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5%。2013年底,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中国经济年会”上透露,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在专利中占有一定比例的个人专利转化率也不到5%。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中国专利技术应用商品化率不到20%。

这种总量与转化量严重不成比例的现象,恐怕与大量无用的“权力专利”、“关系专利”、“减刑专利”的存在,脱不了干系。专利申请门槛太低,程序不透明,缺乏相关制度约束,使其很容易丧失科研权威和尊严,沦为腐败和忽悠的工具。

左图为: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长,落马贪官武长顺。落马前,他以“学者型官员”和“发明家”的身份扬名立身。右图为:武长顺得到外观设计专利的道路防撞桶。根据《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应当具有明显区别”,而这个防撞桶看起来和其他防撞桶并无明显区别。

权力侵蚀专利,反腐要擦亮眼睛,贪官减刑更要慎重

相较于行贿受贿吃回扣等明显的贪腐行为,“专利腐败”目前仍处于反腐视角的边缘地带。而已入狱的贪官,利用“专利”立功减刑,钻的是法律的空子,其动机和手段相对隐蔽,更是边缘之边缘。而且,权力对专利的侵蚀,也对国家创新发展形成了阻力。

腐败形式越隐蔽,反腐斗争越需要擦亮眼睛,直击要害,不能姑息养奸。目前,已有许多法律界、社会学界的专业人士,提出完善专利申请制度,遏制腐败行为生存空间的建议。

曾专门撰文揭示“专利腐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田飞龙,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可能存在缺陷,比如程序是否足够正当,足够排除利益关联”。他建议,与单位约定权利归个人的职务发明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并予以公证。福建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则建议,要严格审查相关专利发明人与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采取“相关避嫌”制度约束,对获取官员专利使用权的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或项目竞标予以严格监督。

针对入狱贪官靠专利立功减刑的现象,专利行政部门更应与纪检部门,司法部门联手,严格管理和规范相关发明行为,提高此类专利申请的含金量,避免“无用专利”鱼目混珠。监狱和法院,更应尊重法律的威慑力,对于贪官、重刑犯,要慎重因其发明创造而做出“减刑”决定,避免监狱内外的权力寻租,斩断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

图为: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2011年获得的一项专利:透气式执勤服。通过并不稀奇的、在腋下部位开散热孔的方式达到透气的目的。早在2005年,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杨金琪就直言“我国‘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占所有授权专利的80%以上”。

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话粗理不粗,一句就点破腐败实质。依法惩处贪污腐败官员,是“打虎拍蝇”、肃清风气的关键环节。唯有执法从严,以儆效尤,方能震慑贪腐者,顺应民意。在反腐形势严峻的当下,贪官靠当“发明家”减刑,逃避法律责任,实属荒谬闹剧。若不严查规范,不但法律尊严会受到民众质疑,反腐力度更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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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屈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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