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女子惨死 背后原因令人唏嘘

南方周末2019-12-15 10:16

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在长江边上,对面就是湖南岳阳。关键的报警电话在当天可能就打去了岳阳市。(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

陈丽喝了农药自杀,两天后,丈夫赵小志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虐待罪拘留。2019年11月4日,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赵小志有期徒刑两年。该案件成为国内第二起妻子自杀后,丈夫因家暴被追究刑责的案件。

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考虑其证据取得的特点及难处,邻居、朋友、工友的证言在一定层面证明了家暴事实,这些证据如能相互印证、指向一致的话,就形成“虐待罪”的证据链。

2019年11月29日,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的家里,大厅还挂着赵小志与陈丽结婚时,姑父送来“庆贺新婚之喜”的牌匾,房间内是夫妻俩的结婚照,只是床铺已蒙上一层灰尘。

一年前的11月28日清晨,女主人陈丽喝下剧毒农药,后被家人送去抢救无效去世。随后,丈夫赵小志被怀疑曾在事发前晚殴打妻子,两天后,赵小志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虐待罪拘留,2019年1月9日正式批捕。

2019年11月4日,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赵小志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成为国内已知第二起妻子自杀后,丈夫因家暴被追究刑责的案件。

湖北监利县公安局反家暴工作室民警万飞全程跟进此案,他也是一个专业“反家暴”志愿者。2015年,万飞在监利县创办了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其后五年,他接触处理过两千余起家暴案件,依托主管单位县妇联和公安部门的支持,建立了覆盖全县的家暴预警系统。

据他介绍,此次办案期间,公安、妇联、检察院、法院都做了诸多努力,这与近年来监利县逐渐形成的“妇联+公安+社会组织+×”反家暴联动机制密切相关。

当事人陈丽:“不要打电话,不然更麻烦”

陈丽去世前一晚,事情就有蹊跷。

2018年11月27日晚上8点30分,陈丽发了一条朋友圈:“如若明后天没有我的消息,那么我一定死在了湖北,帮我报警就好了。”这段文字配有脸部受伤、双臂擦伤的照片。

堂姐陈红英觉得事情不寻常,主动打电话给陈丽。陈丽没接,却回了信息:“不要打电话,不然更麻烦。”陈红英在微信上继续问,陈丽说夫妻打架了,陈红英再问,“你不会走吗?”陈丽回答,她走不了,下午的时候拉着行李箱出去,被赵小志追了回来。

陈红英劝陈丽报警,但陈丽说报过警,警察回复说让她打当地电话,她不知道怎么打。

陈丽老家在四川南充,在村里算外来媳妇。而她的娘家人称,过去几年,陈丽与丈夫赵小志多次争吵打架,为了躲避赵小志,陈丽曾独自到昆明打工,这次回家是为了离婚。

第二天果然出事了。听到噩耗,陈红英“当时电话都拿不稳了”。陈丽娘家人都远在四川,马上赶去湖北也要一天时间。另一位堂姐陈红梅反应过来,当天早上11点左右,向监利县公安局报警,“让警察先去现场看看嘛。”

时任监利县三洲镇派出所所长王建波称,2018年11月28日10点左右,他们接到监利县接警平台转来的电话,说有人喝农药自杀。

监利县三洲镇在监利县的最南边,紧挨着长江,江对面就是湖南省岳阳市。当地地广人稀,四万多人口中近三分之一外出打工。“喝农药”不是常见的案件,但在农村多少听说过。

三洲镇派出所是个“小所”,包括所长在内一共四个人,当天全部出警。“现场农药味非常呛鼻”,民警明吉对此印象深刻。当时距离陈丽喝农药已过去三四个小时,家人带她到镇里的卫生所抢救无效。死者30岁,躺在房间的床上,穿戴整齐。

当天下午,警察将赵小志和他的父母都带到派出所问话。根据警察的讯问笔录,那天陈丽的婆婆六点多起来,送六岁的孙子坐校车,而后买菜。她回来的时候,儿子还在睡觉,媳妇陈丽坐在床头,口吐白沫,用头撞击床沿,婆婆问怎么回事。陈丽答,“不用管我。”

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农药味,路过的邻居喊了声:“她是不是喝药了啊?”一家人惊觉不对劲,赶忙送去镇上的卫生所。到达卫生所的时候,陈丽已经失去意识,皮肤呈紫绀色,半小时插管洗胃,做心电图,人没能救回来。

案发第二天,陈丽的父母和弟弟赶到监利,她的遗体已安置在殡仪馆里,化了妆容。对此,陈丽家属一直有所疑虑——为什么尸体马上送去殡仪馆,到底怎么死的?有没有刻意隐瞒?是不是被赵小志灌了农药?

派出所长王建波:可能存在家暴问题

关于陈丽前一晚的报警电话,民警明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陈丽家挨着两省边界太近,电话信号时有“串台”,他曾经回复警情信息时,打到过岳阳的警局。陈丽那个关键的报警电话,可能打到了“隔壁”。

2018年11月27日,监利县接警平台没有收到陈丽的报警信息。万飞感到遗憾,他说,如果报警电话打进了监利县的接警平台,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在监利县,一旦出现家暴警情,会同步分享给当地妇联、“蓝天下”的志愿者,“蓝天下”会再次联系受害人,跟进此事,必要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临时庇护、维权支持等。

“蓝天下”办公室就设在监利县公安局大院内,一栋独立的大楼里,留有一间20平米左右的心理辅导室作为“蓝天下”的办公室,万飞经常在那里办公。

52岁的万飞长相斯文,标准的寸头里透出些白发。他平常不穿警服,喜欢穿毛衣、夹克,脚踏一双黑色运动鞋,“我长得比较像好人”,万飞笑说,自己的外貌有助于获得受害人信任。

2014年,注册成立社会团体“蓝天下”时,万飞是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直到现在,“蓝天下”的标志和章程都挂在法制大队同楼层的会议室内。

2015年3月底连着三天,“蓝天下”都接到家暴受害者求助。万飞很惊讶,他开始研究家暴问题。“蓝天下”也从原来的扶贫等问题聚焦到反家暴上。他们发现求助者需求各异,为家暴受害者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蓝天下”于是发起了“万家无暴”项目,试图形成一个由妇联、公安、民政、法院等部门多方联动的反家暴机制。“我们不开会,该联谁联谁,该找谁找谁。”万飞说。

在反家暴联动机制的推动下,监利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工作室、组织了多场民警培训,由万飞主讲,教授家暴警情的规范处置流程,但首要内容是改变对家暴的认知观念。把“家暴是家务事”改成“反家暴是法定职责”。参与过培训的民警明吉说,培训非常具有实操性。

案发当日,法医当场检查后,发现陈丽身上有多处表皮淤青。三洲派出所所长王建波初步调查后,认为可能存在家暴问题,他马上电话咨询万飞,是否涉嫌犯罪。

万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对这类案件,公安部门有一套办案流程,首先是询问调查,查清死因。如果是自杀,警察要协助家属进行善后,稳定家属情绪,一般自杀案件“能意识到涉嫌刑事犯罪的很少”,家庭纠纷或家庭暴力会被列入“家务事”。

因此,王建波在初步调查后想到家暴问题,在万飞眼中已属对家暴“敏感”,这是培训带来的意识改变。

这边陈丽的娘家人依然意难平。案发第二天,万飞也赶到殡仪馆看望家属。当时,办案民警正陪同家属咨询法医,了解陈丽具体的死因。

遗体解剖后,被送往荆州市区进行检验,耗时一个月左右,其间,陈丽家属们非常焦虑,多次问及为什么还没有出具化验结果,是不是有意拖延。

尸检报告最终显示,陈丽身上有多处表皮挫伤,但没有明显的致命伤,应是喝农药自杀。但陈丽的娘家人一直不同意火化,觉得“有疑点”,以致陈丽的遗体在殡仪馆冰冻近10个月。

整个过程,万飞陪着他们和法医沟通,再请他们到“蓝天下”办公室交流。万飞认为,这是法律之外社会组织主动提供的服务:分析办案流程、介绍法律规定以及家属的权益,如何面对至亲丧失带来的哀伤等。

公益律师李莹:家暴证据难寻

面对家暴疑点和陈丽娘家人的质疑,万飞建议如果是长期家暴,可以虐待罪为侦查方向,固定、调查证据。虽然虐待罪是“告诉才处理”的刑事犯罪,即受害者告诉法院,法院才追究。但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修订,“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这意味着,公安机关能主动调查虐待罪。

但为了证实赵小志确实存在虐待事实,监利县的警察在取证上耗时半年之久,案件两次被检察机关退回侦查,补充证据。

陈丽遭遇家暴后没有报警,也未求助妇联,在公安机关及妇联没有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陈丽的手机设有密码,始终无法打开,赵小志的手机则已删去短信及APP,有效信息不多。

更多的原因是赵小志和陈丽在外务工相识、结婚,婚后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务工。关于赵小志打陈丽的事情,陈丽的娘家人没有亲眼看到,过往吵架是有的,陈丽偶尔会向家人哭诉。2012年,陈丽的妈妈曾在电话里听陈丽说,她和赵小志走在村里的大路上,赵小志差点把自己一脚踹到阴沟里去。

村子里的人也不清楚情况。有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夫妻很少回来,在家的时候,有时会牵着手从门前马路走过。村支书则说,自己住在村子另一头,出事以后,警察来调查,他才知道陈丽时常被打的事。此外,也存在知情人不肯说的情况,他们与赵小志都是同乡及熟人,担心日后遭报复。

常年处理家暴案件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缺乏直接证据也是家暴的特殊性之一。首先家暴往往发生在私密空间,缺乏目击证人,其次家暴具有突发性、反复性,证据的取得和固定都比较困难,“你很难说我开着录音录像,等着他打。”更重要的是,许多受害者并没有证据意识,或者担心证据被施暴者发现,又要挨揍,“好多人又把证据删了”。

因此,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考虑其证据取得的特点及难处,邻居、亲友、未成年子女的证言在一定层面证明了家暴事实的存在,这些证据如能相互印证、指向一致的话,可以形成家暴的证据链。

办案民警唐龙飞根据赵小志的供述,描画出他们打工的轨迹,前往广东东莞、浙江台州及四川成都数次调查。不清楚具体居住地址,就去找网上购物的收货地址,联系房东询问。万飞理解办案民警的艰难,“只要说不想追(线索),就追不到了,(案子)就放在那儿了。”

但事情在侦查民警的坚持取证中慢慢明朗起来。

2017年5月,赵小志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刑满释放后,赵小志一度怀疑在他服刑期间,陈丽与他人有染,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

据判决书描述,2018年4月,赵小志在东莞的出租屋内对陈丽实施殴打,陈丽受伤后,什么证件都没带,在大雨夜光着脚逃离。逃出时,陈丽把赵小志的车玻璃砸了,有人看到陈丽身上有伤,赵小志第二天还叫人陪他一块去找陈丽。这件事很多同乡都知道。

之后,为了躲赵小志,陈丽独自到云南昆明打工。赵小志发了疯地四处找陈丽,发信息给陈丽的堂姐、弟弟和母亲,称“陈丽和很多男人有不正当关系”,甚至威胁陈丽,她不回家,就去四川娘家“闹”。为此,陈丽才回到了湖北监利县,目的是拿身份证,和赵小志离婚。

最终的证据材料采集了夫妻二人的亲属证言、工友及好友的证言,同时收集了赵小志辱骂陈丽的聊天截图,威胁陈丽家人的短信内容等等。

法官杨忠:要改变对家暴的认知

受理此案的法官杨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断案时主要考量两方面:一是事发当日的情况,这是本案的关键。二是过往的情况。合议庭只能依据证人证言、微信短信记录、赵小志的供述与辩解作综合判断。“这也是我们量刑较轻的原因。”

其中,关键证词是陈丽六岁的儿子提供的。根据警方的讯问笔录,当晚,儿子跟夫妻同住一个房间,目睹了父母吵架。他看见赵小志从背后“用最大的力气”推了陈丽一把,陈丽脸朝地倒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孩子说“就像死了一样”。赵小志又跪在陈丽的膝盖上,用手掐陈丽的脖子,陈丽大声地喊着“你打我吧”。

2019年9月2日,首次庭审时,法官杨忠邀请监利县妇联人员担任该案的人民陪审员,还邀请了社区妇联主任、蓝天下工作人员、家暴受害妇女等20多人到场旁听。

监利县妇联副主席罗雳是其中一位人民陪审员。据她回忆,当时陈丽父母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坐在法官的右手边。赵小志从法官左手边的大门进来,一眼看到陈丽父母,当即双膝跪下,痛哭流涕。陈丽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你再怎么跪,也换不回我女儿”。

首次庭审后,陈丽家属同意尸体火化,葬在赵小志所在村镇的公墓。其后,民警明吉继续在双方之间调解,“孩子还小。”考虑到这一点,陈丽父母签下刑事谅解书,赵小志得以从轻处罚。

法官杨忠也是“蓝天下”的志愿者,2015年“万家无暴”项目启动后不久,杨忠即作为心理咨询师加入。数年来,杨忠多次应对突发的跳楼自杀事件,进行危机介入,提供心理辅导。但杨忠强调,志愿者身份不影响案件判决,“我只是更理解他们(受害者)的心理”。

杨忠认为,过去受害人及亲属自我保护意识不够,人们普遍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以往妇联、社区街道、司法调解都以和稀泥居多。这样的庭审现场对公安、民政和妇联等公权力机关、社会团体再处理类似的事件是有参考意义的,这也是邀请各方参加庭审,进行“普法课堂”的原因。

对警察万飞来说,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遭遇家暴最好要报警。“公权力介入会影响家庭关系吗?”答案是“不会”。在万飞接触的36例被拘留的案例中,没有一例再次施暴;这样的话他也对民警说,“规范处置会让工作量增加吗?”答案还是“不会”,民警出具一份家暴告诫书的时间,不到五分钟。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第十六条指出,“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万飞发现,告诫书作为法律文书对施暴者有震慑作用。万飞认为,报警后受害者一定要拿到法律文书。据他介绍,2015年以来,监利县一共开具了六百多份家庭暴力告诫书,复发率仅有1%左右,而口头处置的复发率则超过10%。

万飞坦承,目前他所统计的数据并不是非常规范。实际上,在反家暴领域,相关的统计数据相当缺失。在监利县,通过接警平台共享家暴警情,工作人员都需要再手动输入信息。为此“蓝天下”给予一定补贴,每条家暴警情共享,补贴5元,“蓝天下”搜集的家暴警情信息逐年增长,截至2019年12月11日,已达2068条。

(文中陈丽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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